
甲状腺滤泡癌是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滤泡细胞的恶性上皮性肿瘤,其特征为以滤泡状结构为主,组织学诊断建立在证实存在包膜侵犯和/或血管侵犯的基础上。与甲状腺乳头状癌不同,甲状腺滤泡癌并不依据乳头状癌典型的细胞核改变来定义,而且在大多数病例中,早期并不表现为颈部淋巴系统播散。其临床特征正是源于这一差异:甲状腺滤泡癌在细胞学上可与滤泡腺瘤相似,但当肿瘤突破自身包膜或侵犯血管时,即应诊断为癌,并由此获得经血行向肺和骨转移的能力。
甲状腺滤泡癌是仅次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第二常见分化型甲状腺癌,其发病率会受到年龄、性别、碘摄入量、组织学诊断标准及地理分布的影响。与经典型甲状腺乳头状癌相比,甲状腺滤泡癌更常见于成年人和老年人,女性多见,并且在碘缺乏地区或长期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中相对更常见。其预后差异很大:局限于包膜的微小浸润型通常预后极佳,而广泛血管侵犯型、广泛浸润型或转移性病例则需要更积极的治疗和长期随访。临床上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性质未定的滤泡性病变与真正的滤泡癌,并在明确恶性后,准确评估血管侵犯、局部扩展和远处转移的意义。
甲状腺滤泡癌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也就是负责合成甲状腺球蛋白、摄取碘并参与合成甲状腺素(T4)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的同一细胞群。由于这种细胞来源,它被归入分化型甲状腺癌,但其定义并不等同于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癌中的细胞可形成滤泡、微滤泡、梁状或实性结构,胶质含量不一,但缺乏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性细胞核特征。真正具有鉴别意义的并非单纯的细胞学异型,而是证实肿瘤已经突破自身包膜,或侵犯包膜内外的静脉血管。因此,其诊断本质上是基于组织学侵袭性,而不是单纯依赖细胞学。
这一特点解释了为什么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虽然是初始诊断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却无法可靠地区分滤泡腺瘤和甲状腺滤泡癌。两者都可能表现为滤泡性细胞增多、微滤泡形成、胶质减少和细胞形态单一;细胞学标本所缺失的是连续评估整个包膜和血管的能力。细胞学可以报告为“滤泡性肿瘤”或“可疑滤泡性肿瘤”,但只有在对手术切除结节进行检查,并对包膜进行充分取材后,才可以使用“癌”这一诊断。这个局限是甲状腺诊断学中的关键问题,因为它避免将每一个性质未定的滤泡性结节都当作已经确诊的癌来治疗。
现代分类将甲状腺滤泡癌分为微小浸润型、包膜型血管浸润癌和广泛浸润型。微小浸润型甲状腺滤泡癌的浸润范围有限,可表现为包膜侵犯而无血管侵犯,或仅有极少量血管侵犯。包膜型血管浸润癌仍保持膨胀性生长方式和较清楚的包膜,但已侵犯血管;其风险会随着血管侵犯灶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广泛浸润型甲状腺滤泡癌则弥漫性侵犯甲状腺实质及周围组织,原有清晰的包膜界限消失。这些类型之间的区分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因为预后与广泛血管侵犯和弥漫性浸润的关系,远比与单纯微小包膜突破的关系更为密切。
甲状腺滤泡癌不能与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型混淆。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型虽然具有滤泡状结构,但细胞核符合甲状腺乳头状癌特征;真正的甲状腺滤泡癌则不以这些细胞核改变作为主要诊断依据。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两者的分子特征、播散方式和临床处理策略并不相同。同样,具有乳头状癌样核特征的非浸润性甲状腺滤泡性肿瘤(noninvasive follicular thyroid neoplasm with papillary-like nuclear features,NIFTP)也不应归入浸润性甲状腺滤泡癌,因为它没有包膜或血管侵犯,生物学行为极为惰性。正确划定诊断边界有助于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嗜酸细胞癌,过去称为Hürthle细胞癌,应当单独考虑。它与甲状腺滤泡癌一样,可能也需要证实包膜或血管侵犯,但由于其嗜酸细胞形态、线粒体生物学、分子特征和临床行为不同,目前被视为独立类别。一个含有局灶嗜酸细胞的滤泡性肿瘤,并不会因此自动成为嗜酸细胞癌;同样,一个嗜酸细胞癌也不能仅仅因为侵犯了包膜或血管,就被归入常规甲状腺滤泡癌。正确分类需要综合评估占优势的细胞成分、侵犯方式及整个滤泡性肿瘤的总体特征。
病理医师应报告肿瘤大小、包膜状态、血管侵犯灶的数量和位置、包膜侵犯程度、切缘情况、是否存在甲状腺外侵犯、坏死、有丝分裂活性、是否呈广泛浸润型生长、如已取材则应说明淋巴结受累情况,并报告有无转移。血管侵犯必须与组织收缩伪影或细胞机械性拖带相区别,因为过度解读可能使一个低危肿瘤看起来具有更强侵袭性。因此,手术标本的取材质量是诊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细节。在甲状腺滤泡癌中,组织学报告会直接影响是否需要补充手术、是否采用放射性碘治疗以及随访强度。
对于大多数甲状腺滤泡癌患者而言,无法确定单一明确病因。其癌发生源于遗传改变和微环境变化的逐步积累,这些改变使原本的滤泡性增生转变为可自主生长,并能够侵犯包膜和血管的肿瘤。较重要的流行病学相关因素包括成年晚期或高龄、女性、长期生活于碘摄入不足地区、长期结节性甲状腺肿及既往存在滤泡性结节。电离辐射暴露会增加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总体风险,但这种经典关联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比甲状腺滤泡癌更强。甲状腺滤泡癌最典型的背景,是克隆性滤泡细胞增殖逐渐获得侵袭能力。
碘缺乏会改变甲状腺生理,因为它减少合成甲状腺激素所需底物的供应,增加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的刺激,并促进甲状腺肿、结节形成和滤泡性增生。长期处于增殖刺激和结节性重塑状态的组织,更容易发生克隆选择、功能自主和遗传改变积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甲状腺肿都会发展为癌,也不意味着碘缺乏本身足以直接致癌;它说明在这种生物学背景下,滤泡性肿瘤相对更常见。促甲状腺刺激、结节生长和恶性转化之间的联系,应理解为风险增加,而不是必然发生的连续过程。
在分子层面,甲状腺滤泡癌常属于“RAS样”肿瘤。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NRAS)、Harvey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Harvey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HRAS)或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的突变,可激活涉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的增殖和存活信号。与经典甲状腺乳头状癌常由BRAF样事件主导不同,甲状腺滤泡癌通常保留滤泡状结构、甲状腺分化特征及早期膨胀性生长方式。单独存在RAS突变并不能确证恶性,因为它也可能见于腺瘤和交界性病变,但它提示存在与滤泡性肿瘤相符的分子程序。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改变是配对盒基因8/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aired box gene 8/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PAX8::PPARG)融合。PAX8是维持甲状腺分化所必需的转录因子,而PPARG参与调控脂肪生成、代谢和分化程序;两者融合会扰乱转录调控并促进滤泡性肿瘤生长。PI3K/AKT通路的改变,包括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物(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异常,也可参与肿瘤进展,尤其是在合并其他分子事件时。因此,甲状腺滤泡癌的癌发生并不主要依赖单一普遍驱动事件,而更像是由一组维持克隆扩增、细胞存活和侵袭能力的信号网络共同促成。
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启动子突变在浸润性或转移性甲状腺滤泡癌中具有特殊的预后意义。端粒酶激活有助于维持端粒长度,使细胞获得更持久的复制能力,并促进更具侵袭性的克隆被选择出来。真核翻译起始因子1A X连锁基因(eukaryotic translation initiation factor 1A X-linked,EIF1AX)、DICER1核糖核酸酶III(DICER1 ribonuclease III,DICER1)、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肿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或其他基因的改变,也可见于特定亚群或向低分化癌进展的过程中。存在TERT异常,尤其同时存在其他进展相关改变时,提示其生物学风险高于缺乏不良分子标志的微小浸润型肿瘤。
并非每位患者都能证实滤泡腺瘤按线性顺序逐步发展为甲状腺滤泡癌,但目前最合理的生物学模型认为,部分最初具有包膜的滤泡性肿瘤会逐渐获得穿破包膜并进入血管的能力。包膜侵犯表明肿瘤已经突破局部解剖屏障;血管侵犯则说明肿瘤直接进入静脉循环,并解释了其偏好发生血行转移的特点。因此,血管浸润是连接组织学表现和临床行为的关键病理生理环节:当肿瘤进入血管时,发生全身播散的风险就成为现实。
去分化虽然较少见,但具有重要临床意义。部分甲状腺滤泡癌会逐渐积累异常,导致甲状腺球蛋白、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TPO)、钠碘同向转运体(sodium iodide symporter,NIS)和其他甲状腺特异性基因的表达下降,从而逐渐丧失摄取碘的能力。这个过程会降低放射性碘治疗的有效性,并可能伴随生长加快、坏死、有丝分裂增加以及向低分化癌或未分化癌转化。甲状腺分化的丧失不仅是形态学改变,更是一种会改变预后和治疗选择的功能性转变。
甲状腺滤泡癌常表现为单发、具有包膜或外观上边界清楚的结节,有时在超声和细胞学上无法与滤泡腺瘤区分。这样的规则外观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其恶性行为并不一定来自超声所见的不规则边缘或微钙化,而是源于组织学上突破包膜或进入血管的能力。因此,一个圆形、实性、等回声或轻度低回声的结节也可能隐藏甲状腺滤泡癌。当最关键的生物学问题是包膜血管侵犯时,临床评估必须认识到形态学指标的局限。
甲状腺滤泡癌最典型的播散途径是血行播散。包膜内或肿瘤周围静脉的侵犯,使肿瘤细胞能够进入体循环并到达肺和骨骼。这一点将甲状腺滤泡癌与甲状腺乳头状癌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更常见颈部淋巴结转移。甲状腺滤泡癌也可以累及淋巴结,但并不典型;如果发现淋巴结转移,应重新仔细评估组织学类型、是否存在低分化成分、是否可能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型或其他诊断。其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仍然是血行播散。
肺转移可表现为单个或多个结节、弥漫性微结节,或逐渐进展且不摄碘的病灶。如果仍保留分化特征和具有功能的NIS,肺转移可能对放射性碘治疗产生反应;如果失去摄碘能力,则需要根据生长速度和症状进行影像学监测、局部治疗或系统治疗。骨转移通常为溶骨性,可累及椎体、骨盆、肋骨、股骨、颅骨及其他骨骼部位,并引起疼痛、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或神经功能缺损。骨转移具有重要临床影响,因为局部控制骨转移灶可能需要放疗、手术、骨科固定、栓塞或消融治疗。
局部甲状腺外侵犯在微小浸润型中较少见,但可见于广泛浸润型。肿瘤可侵犯甲状腺周围软组织、肌肉、气管、食管、喉返神经或血管结构,引起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咳嗽、咯血、呼吸困难或颈部肿块固定。肉眼可见的侵犯会改变分期和手术策略,因为它常需要更复杂的切除,并要求多学科评估。甲状腺外侵犯应当被准确记录,并区分手术中粘连、微小镜下扩展和真正的肉眼浸润。
甲状腺滤泡癌的生长速度差异较大。具有包膜且侵犯轻微的病例可缓慢生长多年,而存在广泛血管侵犯、远处转移或失去分化特征时,则可快速进展。这种差异说明,仅凭结节直径不足以判断危险程度:一个体积较小但具有血管侵犯的肿瘤可以发生转移,而一个体积较大但仅有局限性包膜侵犯的肿瘤可能具有良好病程。因此,评估甲状腺滤泡癌的侵袭性生物学必须综合肿瘤大小、组织学、血管侵犯、切缘、转移情况和对碘治疗的反应。
甲状腺滤泡癌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单发甲状腺结节,或多结节性甲状腺肿中的优势结节,常在触诊、超声或因其他原因进行颈部影像检查时偶然发现。患者通常处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状态,因为甲状腺滤泡癌很少分泌足量激素导致临床甲状腺毒症;不过,它可与自主性结节、多结节性甲状腺肿或与肿瘤无直接关系的功能异常同时存在。病史询问应包括结节存在时间、是否进行性增大、甲状腺肿病史、碘缺乏、颈部照射、家族史、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呼吸困难、骨痛、骨折、持续咳嗽和体重下降。性质未定的滤泡性结节患者如果出现骨骼疼痛,即使颈部症状并不明显,也应考虑存在转移性疾病。
体格检查时,甲状腺可触及随吞咽活动、质地偏硬且通常无压痛的结节。结节与深部组织固定、快速增大、声音嘶哑、气管偏移或出现压迫症状,提示可能存在局部侵犯或其他侵袭性疾病,需要尽快进一步检查。仍然应对颈部淋巴结进行触诊,但在甲状腺滤泡癌中,即使没有肿大淋巴结,也不能像甲状腺乳头状癌那样令人放心,因为肿瘤可能通过静脉播散,而不出现明显淋巴结病变。因此,体格检查必须同时评估颈部并寻找远处转移的征象。
转移相关表现可早于甲状腺原发肿瘤的诊断。椎体溶骨性病灶、病理性骨折、颅骨肿块、骨盆疼痛、脊髓压迫或肺结节,都可能是隐匿性甲状腺滤泡癌的首发表现。在这些情况下,诊断可能通过转移灶活检及甲状腺球蛋白、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 1,TTF-1)或配对盒基因8(paired box gene 8,PAX8)免疫组化阳性而获得,随后再发现甲状腺原发肿瘤。以初始转移作为首发表现,虽然不如因甲状腺结节就诊常见,但符合该病的血行播散特征。
老年患者更可能出现广泛浸润型、远处转移,或存在使手术和放射性碘治疗更加复杂的合并疾病。年轻患者的微小浸润型通常预后极佳,但一旦存在广泛血管侵犯或转移,临床情况就会完全改变。女性患病更常见,但性别不能替代解剖和组织学预后因素。临床评估不能简单化:年龄、性别和肿瘤大小有助于判断风险,但血管浸润仍是决定其生物学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的症状并不是肿瘤本身的典型表现,应当分别解释。促甲状腺激素(TSH)受到抑制时,提示一个或多个结节可能具有功能自主性,此时应进行甲状腺核素显像,因为高功能结节的恶性概率通常低于无功能结节;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恶性,只是会改变诊断流程。TSH升高可能反映合并慢性甲状腺炎或甲状腺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状态定义的是内分泌背景,而甲状腺滤泡性肿瘤的肿瘤学诊断仍取决于形态学和侵袭性。
诊断流程始于病史采集、体格检查、TSH检测以及甲状腺和颈部超声。超声用于评估结节大小、组成、回声、边缘、周围晕、血流、是否存在甲状腺外扩展和淋巴结异常。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相比,滤泡性结节的超声表现往往缺乏特异性:微钙化、不规则边缘和纵横比大于1可以出现,但许多甲状腺滤泡癌表现为实性、边界清楚、等回声或轻度低回声结节。超声的主要作用,是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细针穿刺、评估整个甲状腺,并发现可能提示甲状腺外病变的征象。
如果TSH受到抑制,甲状腺核素显像通常应在优势结节细针穿刺之前进行,因为它能够区分高功能、等功能和低功能结节。大多数甲状腺滤泡癌为无功能性,但也可能与结节功能自主共存,尤其是在多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如果TSH正常或升高,则根据结节大小和超声危险程度决定是否行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根据甲状腺细胞病理报告Bethesda系统(The Bethesda System for Reporting Thyroid Cytopathology,TBSRTC),细胞学结果可归入意义未定的非典型、滤泡性肿瘤或可疑滤泡性肿瘤、可疑恶性,或较少见的恶性。最重要的是,滤泡性肿瘤这一细胞学分类并不等同于已经确诊的甲状腺滤泡癌。
细针穿刺能够描述细胞,但无法可靠评估整个包膜和全部血管。因此,如果没有已经证实的转移或明确的肉眼侵犯,术前通常无法确诊甲状腺滤泡癌。粗针活检在某些病例中可以比细胞学提供更多组织结构信息,但仍不能系统解决包膜和血管侵犯的判断问题。术中冰冻切片在滤泡性结节中的价值也有限,因为侵袭灶可能十分局限,需要广泛取材。最终诊断必须依靠切除结节的组织学检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分类及国际指南的诊断原则,甲状腺滤泡癌的诊断要求证实存在一种具有侵袭性的甲状腺滤泡性肿瘤,并且缺乏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性细胞核特征。诊断路径应当明确区分术前怀疑、组织学确诊和术后预后分层:
甲状腺滤泡癌的诊断
鉴别诊断包括滤泡腺瘤、多结节性甲状腺肿中的增生性结节、恶性潜能未定的滤泡性肿瘤、NIFTP、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型、嗜酸细胞癌、低分化癌、少见的滤泡状结构髓样癌、甲状腺内转移和甲状旁腺病变。免疫组化在复杂病例中可能有帮助:甲状腺球蛋白、TTF-1和PAX8支持甲状腺滤泡细胞来源,降钙素更支持甲状腺髓样癌,甲状旁腺激素则支持甲状旁腺来源。不过,当真正的问题是区分滤泡腺瘤和甲状腺滤泡癌时,任何免疫组化标志物都不能替代对侵犯的证实。
分子检测可用于细胞学性质未定的结节,但不能被视为甲状腺滤泡癌的绝对证据。RAS突变、PAX8::PPARG融合、DICER1、EIF1AX或其他分子改变,可以提高或调整对肿瘤可能性的判断,但不能单独证实包膜或血管侵犯。在已经确诊的肿瘤中,尤其是转移性或放射性碘难治性病例,分子分型更加重要,因为它可能发现具有预后意义的异常或治疗靶点。因此,分子检测的价值取决于具体临床问题:用于估计术前风险,或用于指导进展性疾病的晚期治疗。
进一步影像学检查应根据解剖风险选择。如果怀疑甲状腺外侵犯、胸骨后肿块或气管、食管和血管受累,可进行颈部和纵隔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对于高风险病例或甲状腺球蛋白升高者,胸部CT可用于评估肺转移。出现骨痛、甲状腺球蛋白升高但碘显像阴性、晚期疾病或怀疑去分化时,可选择骨影像、针对性MRI或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FDG-PET)。这些检查应以发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扩展为目标,而不是引发一连串偶然发现。
在甲状腺滤泡癌中,需要区分解剖分期、死亡风险以及持续或复发风险。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八版采用肿瘤-淋巴结-转移(tumor-node-metastasis,TNM)系统,主要用于估计疾病特异性生存。美国甲状腺协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ATA)风险分层则考虑血管浸润、肉眼侵犯、切除完整性、远处转移和治疗反应等因素。这种区分在甲状腺滤泡癌中尤其重要,因为一个表面上局限的肿瘤,其实际风险可能因血管侵犯程度不同而显著不同。
T分类描述原发肿瘤的大小和局部扩展程度。在甲状腺滤泡癌中,肿瘤大小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替代对包膜和血管侵犯的组织学评估。解剖学分类应明确记录,因为它会影响预后、是否需要补充手术、是否使用放射性碘及随访方案。T分类如下:
甲状腺滤泡癌的T分类
N分类描述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甲状腺滤泡癌的淋巴结转移少于甲状腺乳头状癌,但如果存在,仍必须发现并记录。淋巴结转移可能提示疾病更加进展、存在不良生物学成分,或需要重新考虑是否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型。N分类如下:
甲状腺滤泡癌的N分类
M分类在甲状腺滤泡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经血行向肺和骨转移是其最典型的临床特征之一。远处转移会改变分期、预后和治疗策略,尤其是当病灶不摄取放射性碘或随时间进展时。M分类必须明确说明:
甲状腺滤泡癌的M分类
明确T、N和M后,需要根据患者年龄分配AJCC分期,年龄界值为55岁。对于55岁以下患者,系统只区分有无远处转移,因为在M0情况下,疾病特异性死亡率通常较低。这并不意味着血管侵犯、肿瘤大小或手术不重要,而是说明在这一年龄组的AJCC分期中,M1是最主要的预后因素:
55岁以下患者的AJCC分期
对于55岁及以上患者,AJCC分期更加细化,因为肿瘤大小、肉眼侵犯、淋巴结和远处转移对疾病特异性生存影响更大。分期必须明确记录,因为局限于甲状腺的肿瘤、伴区域淋巴结转移的疾病和伴骨转移的疾病,临床意义并不相同。55岁及以上患者的AJCC分期如下:
55岁及以上患者的AJCC分期
ATA复发风险分层补充了AJCC分期无法充分反映的信息。在甲状腺滤泡癌中,最关键的细节是血管侵犯程度,因为进入血管是肿瘤发生血行转移的解剖学前提。仅有包膜侵犯的微小浸润型,其风险与存在广泛血管侵犯的包膜型癌或广泛浸润型完全不同。因此,ATA风险分层必须在完整组织学诊断后进行:
甲状腺滤泡癌的ATA风险
初始分层随后应根据治疗反应进行调整。手术、可能的放射性碘治疗以及甲状腺球蛋白、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影像学随访后,患者可被重新归类为疗效优良、疗效不确定、生化反应不完全或结构性反应不完全。这种重新评估在甲状腺滤泡癌中特别重要,因为肺或骨转移可能在较长时间后才出现,而许多微小浸润型患者经适当手术后可长期保持无病状态。动态风险分层可以避免对血管浸润型治疗不足,也可以避免对极低风险病例治疗过度。
甲状腺滤泡癌的治疗常始于因性质未定的滤泡性结节而实施的首次手术。许多患者首先接受具有诊断和治疗双重作用的甲状腺叶切除,因为该手术可以切除结节、评估包膜和血管,并最终确定病变属于腺瘤、交界性病变还是癌。如果组织学证实为已完整切除的微小浸润型肿瘤,且无显著血管侵犯和其他不良因素,单纯叶切除可能已经足够。如果发现广泛血管侵犯、肿瘤较大、切缘阳性、甲状腺外扩展、双侧病变、转移,或需要更敏感地通过甲状腺球蛋白进行随访,则应考虑补充全甲状腺切除。手术范围应根据组织学风险决定。
广泛浸润型、广泛血管侵犯、大体积且中高风险、局部晚期、存在远处转移,或计划接受放射性碘治疗的患者,通常需要或应强烈考虑全甲状腺切除。其目的在于清除全部甲状腺组织,便于放射性碘治疗,提高甲状腺球蛋白监测的解释价值,并减少残余肿瘤的风险。不过,手术范围必须与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喉返神经损伤和终身替代治疗等风险相平衡。并非所有微小浸润型微小癌都应自动接受全甲状腺切除,但当生物学风险需要时,这一手术是合理的。
预防性淋巴结清扫不像某些甲状腺乳头状癌那样具有相同作用,因为甲状腺滤泡癌更常经血行转移,而较少转移至颈部淋巴结。但对于临床或超声可疑淋巴结,应进一步评估;如果证实存在转移,则应对受累区域进行治疗性清扫。在没有淋巴结受累证据的低风险甲状腺滤泡癌中,中央区或颈外侧区清扫并不合理,因为它会增加并发症风险,却缺乏明确获益。淋巴结手术应保持治疗性,并由临床、超声、细胞学或术中证据指导。
碘-131放射性碘治疗应选择性使用。对于摄碘的转移灶、高风险类型、广泛浸润型肿瘤、广泛血管侵犯,以及残余甲状腺组织消融有助于分期、治疗或随访的病例,通常有明确适应证。对于微小浸润型、甲状腺内、已完整切除且无不良因素的病例,可不采用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滤泡癌经常保留分化和摄取碘的能力,但这并非必然,尤其是在去分化或进展性转移病例中。放射性碘的获益取决于是否存在摄碘的肿瘤组织,以及肿瘤学风险与治疗毒性之间的平衡。
全甲状腺切除后必须进行左甲状腺素治疗;甲状腺叶切除后,如果残余甲状腺功能不足,也可能需要左甲状腺素。对于中风险或高风险患者,左甲状腺素还可用于降低TSH,因为TSH可能促进残余分化型甲状腺细胞的生长和存活。抑制程度应与风险相匹配:持续性疾病或高风险患者抑制更强,中风险患者适度抑制,而低风险且疗效优良者应减少抑制强度。过度抑制可导致心房颤动、骨量丢失、心动过速和心血管状况恶化。TSH目标值应根据风险、年龄、心血管状态、骨骼健康和治疗反应个体化设定。
转移性疾病需要整合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摄碘的肺转移,尤其是年轻患者的微结节性肺转移,可能对放射性碘有效。骨转移往往需要多模式治疗,包括手术、外照射放疗、固定、椎体成形术、热消融、栓塞,或在摄碘时采用放射性碘治疗。治疗重点是预防骨折、脊髓压迫、难以控制的疼痛和功能丧失。当存在即刻机械风险时,骨病变不能只依赖放射性碘治疗。
当疾病对放射性碘难治、持续进展并具有临床意义时,应考虑系统治疗。抗血管生成多激酶抑制剂,尤其是仑伐替尼和索拉非尼,已被证明能够延长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对于存在少见但可靶向改变的肿瘤,如神经营养性酪氨酸受体激酶(neurotrophic tyrosine receptor kinase,NTRK)融合或RET原癌基因(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RET)异常,可在适应证明确时使用选择性抑制剂。不能仅因为存在稳定转移灶就启动系统治疗,而应有影像学进展、症状、重要解剖风险或显著肿瘤负荷。决策需要综合疾病进展、治疗毒性、合并疾病和临床目标。
预后取决于年龄、肿瘤大小、切除完整性、血管侵犯、甲状腺外扩展、远处转移、摄碘能力和组织学分化程度。仅有包膜侵犯的微小浸润型,生存率极高且复发风险低;具有广泛血管侵犯的包膜型和广泛浸润型,则有更高的转移和疾病特异性死亡风险。骨转移、不摄碘、TERT突变、快速进展或向低分化癌转化均提示预后较差。因此,甲状腺滤泡癌既不能被概括为一律预后良好,也不能被视为一律侵袭性强,而是一种具有分层预后的疾病。
随访策略取决于手术范围和风险水平。全甲状腺切除后,血清甲状腺球蛋白是评估持续性疾病或复发的主要指标,但必须同时结合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SH水平、检测方法和残余甲状腺组织进行解释。甲状腺叶切除后,甲状腺球蛋白特异性较低,因为保留的甲状腺叶会生理性分泌甲状腺球蛋白;此时更重要的是观察其长期趋势,并结合超声和临床表现。在甲状腺滤泡癌中,如果甲状腺球蛋白持续升高,即使颈部检查阴性,也应寻找肺、骨或局部病变。
颈部超声仍可用于评估甲状腺床、叶切除后的残余甲状腺叶、淋巴结和局部复发。但甲状腺滤泡癌的随访不能只局限于颈部,因为全身复发可能早于淋巴结复发,甚至完全不伴淋巴结病变。对于高风险患者、广泛血管侵犯、甲状腺球蛋白升高或已知转移者,应根据疾病特征结合胸部CT、骨影像、针对性MRI、放射性碘显像或FDG-PET。随访必须关注血行复发,而不仅是颈部结节。
当怀疑存在摄碘病灶或在放射性碘治疗后,全身放射性碘显像具有价值。摄碘病灶如果预期获益大于风险,可以使用碘-131治疗;不摄碘但持续增大的病灶,则应采用CT、MRI或FDG-PET进行评估。当甲状腺球蛋白升高而碘显像阴性时,FDG-PET尤其有用,因为失去摄碘能力往往与葡萄糖代谢增强和分化程度降低相关。甲状腺球蛋白与碘显像结果不一致,是一个重要临床信号。
治疗反应可分为疗效优良、疗效不确定、生化反应不完全和结构性反应不完全。经过适当治疗后达到疗效优良,可降低随访强度并减少TSH抑制程度。生化反应不完全需要分析指标趋势、排除抗体干扰,并进行针对性影像学检查。结构性反应不完全则应根据病灶部位处理:不稳定的骨转移不能与小而稳定的肺结节采用同样策略。结构性反应对实际干预的指导意义,通常高于单一甲状腺球蛋白数值。
随访应持续较长时间,因为甲状腺滤泡癌,尤其是血管浸润型或转移性病例,可能出现晚期复发。并非所有患者都需要相同强度和时长的随访:已完整切除的微小浸润型可能只需较轻的监测,而存在广泛血管侵犯或转移者则需要长期控制。晚期复发风险并不意味着低风险患者必须长期处于诊断焦虑中,但对于具有侵袭性特征的患者,连续随访是必要的。
甲状腺滤泡癌最具代表性的肿瘤学并发症是远处转移,其机制来源于血管侵犯:一旦肿瘤克隆进入静脉,就可以到达肺和骨骼。肺转移可以无症状,也可引起咳嗽、呼吸困难、肺功能下降和影像学进展。骨转移可导致疼痛、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神经功能缺损,以及在广泛病变中出现高钙血症。因此,血行转移是最能将甲状腺滤泡癌与经典甲状腺乳头状癌区分开的并发症。
切除不完整、切缘阳性、广泛浸润型或甲状腺外扩展时,可出现局部持续或复发。甲状腺床复发可累及气管、食管、肌肉、喉返神经或血管结构,使再次手术和局部治疗更加困难。侵犯喉返神经可引起声音嘶哑、发声易疲劳和误吸风险;侵犯气管或食管可导致呼吸困难、咯血或吞咽困难。局部控制丧失在微小浸润型中较少见,但在广泛浸润型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去分化和放射性碘难治性属于生物学并发症。当肿瘤降低NIS和其他甲状腺特异性基因的表达时,碘-131的治疗效果会下降或完全消失。疾病可在放射性碘治疗后继续进展,从而需要局部治疗、外照射放疗或系统治疗。放射性碘难治在合并影像学进展、症状、骨转移或具有重要解剖风险的病灶时尤为严重。真正的并发症并非单纯不摄碘,而是放射性碘耐药与具有临床意义的生长同时存在。
手术并发症包括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导致的一过性或永久性低钙血症、喉返神经损伤、喉上神经损伤、压迫性颈部血肿、浆液肿、感染、异常瘢痕和需要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手术范围越大、再次手术、淋巴结清扫及肿瘤侵袭性越强,风险越高。慢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可引起感觉异常、肌肉痉挛、手足搐搦、治疗相关肾结石和生活质量下降;喉返神经损伤可影响声音和吞咽。手术并发症要求避免对极低风险微小浸润型肿瘤实施不必要的全甲状腺切除。
放射性碘可能引起唾液腺炎、口干、味觉改变、恶心、颈部疼痛、泪腺功能障碍、短暂生育力下降、高剂量下的骨髓毒性,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轻度增加第二原发肿瘤风险。对于弥漫性肺转移,多次使用放射性碘时还应警惕肺毒性。对于高风险或摄碘的转移性疾病,这些不良反应并不构成绝对禁忌,但说明放射性碘不能被无选择地使用。治疗强度应与对摄碘病灶的预期获益相匹配。
长期TSH抑制可导致医源性亚临床甲状腺毒症、心房颤动、心动过速、心绞痛加重、骨量减少和骨折风险上升,尤其常见于绝经后女性和老年人。对于持续性疾病,肿瘤学获益可能支持更强的TSH抑制;但对于已治愈且低风险的患者,同样的抑制强度可能有害。问题往往源于达到疗效优良或风险下降后,未重新调整抑制强度。
最后,还存在一种诊断相关并发症,即对性质未定的滤泡性病变过度治疗。许多滤泡性细胞学结果最终并不是癌,如果每一个性质未定的结果都自动接受全甲状腺切除,患者会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相反,低估具有血管侵犯的甲状腺滤泡癌,则可能延误补充手术、放射性碘治疗或转移筛查。正确的处理应在肿瘤学谨慎与减少医源性损害之间保持平衡,并将初次手术、最终组织学和风险分层作为连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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