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周动脉疾病包括改变冠状动脉以外动脉结构或功能的一组疾病,其临床表现取决于供血区域、病变类型及病变进展速度。这类疾病包括四肢动脉阻塞、颅外颈动脉和椎动脉疾病、肾脏及肠系膜血管受累、外周动脉瘤,以及多种非动脉粥样硬化性动脉病。因此,“外周”一词描述的是病变在血管树中的位置,并不意味着临床意义较小:其后果可能影响行走能力、肢体存活、肾功能、肠道或脑灌注。
应将这一大类疾病与临床上更常用的狭义外周动脉疾病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指以下肢动脉为主、以动脉粥样硬化为主要病因的阻塞性动脉疾病。一项国际流行病学综述估计,约有236.6百万名至少25岁的人在2015年患此病。该数字基于特定人群和诊断定义,并非所有外周动脉病的总患病人数。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发生率随年龄明显升高;而动脉夹层、纤维肌性发育不良、解剖结构压迫及血管痉挛性疾病也可发生于年轻人,其代谢危险因素特征可能截然不同。
动脉病变可能没有临床症状,也可能仅在组织需血量增加时出现症状,或直接以急性事件起病。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剩余血管腔的大小:侧支循环、微循环适应能力、血管壁完整性,以及血栓或粥样硬化斑块碎片到达远端的可能性都很重要。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还应关注多血管床疾病的意义,因为外周动脉病变可能提示冠状动脉或其他血管区域也存在相同病理过程。对于非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识别具体致病机制则能避免针对并非真正病因的机制实施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是成人阻塞性动脉病最常见的原因,但并非唯一病因。含载脂蛋白B的脂蛋白在动脉内膜中滞留,可促进脂质积聚、炎症细胞募集及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随后逐渐形成含纤维、脂质和钙化成分的斑块。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的暴露具有因果作用,而年龄、糖尿病、吸烟、高血压、肾脏疾病及家族易感性则以不同组合影响患病倾向和疾病进展速度。动脉分叉处及其他血流紊乱区域尤其容易受累,但病变分布在不同个体及不同血管区域之间存在差异。
斑块改变血管腔及血管壁性质,降低器官需求增加时提高血流量的能力。即使静息灌注仍然足够,灌注储备也可能已经受损:行走时肌肉可能发生缺血,进食后肠道也可能出现供血不足。然而,动脉狭窄并不必然导致缺血,因为其影响还取决于狭窄长度、串联病变、灌注压及侧支通路。在肾脏,低灌注可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从而维持高血压以及水钠潴留;持续性的肾功能下降则需要存在实质损伤,不能仅凭狭窄百分比推断。
血栓形成可以使原本代偿良好的慢性病变转变为突然的动脉阻塞。复杂斑块表面、内皮损伤或已有病变的动脉节段,可促进血小板黏附、凝血酶生成及纤维蛋白沉积。与之不同,栓子在其他部位形成,随后随血流到达受累血管;其来源可能是心脏、动脉瘤或近端斑块。两者的区分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清除阻塞物并不等于消除了栓子来源。蓝趾综合征还说明,当小口径血管受累时,即使近端动脉搏动仍然存在,也可能出现远端缺血性损伤。
发生动脉夹层时,血液进入血管壁内部并分离其各层。壁内血肿可压迫管腔、沿血管纵向延伸,或伴随动脉瘤样扩张;改变的表面可能形成造成栓塞的血栓。在颈部动脉中,脑缺血往往由动脉至动脉栓塞所致,而不只是血流严重下降造成的。创伤、机械应力及血管壁的易感条件均可能参与发病,但许多夹层没有单一、明确可识别的病因。因此,颈动脉夹层及椎动脉夹层需要与颈动脉球部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不同的临床判断和处理思路。
在外周动脉瘤中,主要改变是血管持续扩张,其基础涉及细胞外基质、弹性成分及血管壁细胞的异常。真性动脉瘤扩张涉及动脉壁,而假性动脉瘤是与管腔相通、但由不具备完整血管壁结构的组织所包裹的血液积聚。这一区别有助于判断不同病因,包括创伤性、医源性和感染性损伤。血管扩张可产生复杂血流及附壁血栓,进而导致栓塞或闭塞;破裂的重要性则取决于部位。例如,腘动脉瘤常通过血栓栓塞并发症威胁肢体,而某些内脏动脉瘤则因出血风险而特别值得关注。
非动脉粥样硬化性动脉病包含生物学机制不同的多种疾病。纤维肌性发育不良是一种非动脉粥样硬化性、非炎症性疾病,通常累及多个血管区域,可引起局灶性或多灶性狭窄、动脉瘤及夹层。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不能将其描述为高血压已获证实的后果,也不能将其归类为血管炎。相反,在真正的血管炎中,血管壁炎症可导致狭窄、血栓形成或结构性薄弱;不同血管口径的受累分布及血管外表现有助于确定潜在病理过程。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主要累及四肢的小、中口径血管,并与烟草暴露密切相关;炎症性血栓和节段性受累使其区别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外源性压迫,例如腘动脉卡压综合征和动脉型胸廓出口综合征,则起始于血管与周围结构之间异常的解剖或功能关系。反复机械损伤可使原本仅在特定姿势下出现的动态压迫逐渐发展为内膜损伤、狭窄、血栓形成或狭窄后扩张。囊性外膜病通过血管壁病变从外部压窄管腔,必须予以识别,因为仅治疗假定存在的粥样硬化斑块无法消除真正病因。
在雷诺现象中,手指或足趾微血管主要表现为受寒冷或情绪刺激诱发的阵发性收缩反应。原发性形式主要属于功能性异常,而继发性形式,尤其是与系统性硬化症相关的病例,可同时存在血管痉挛和结构性血管病。因此,发作能够恢复并不意味着所有指(趾)缺血都是良性的。持续性缺血可引起能量不足、神经损伤和细胞损害;当静息状态的基础需求也无法满足时,就会出现静息痛、组织损伤及坏死。急性动脉闭塞时,这一过程可能迅速发生,因为机体没有足够时间建立有效的侧支适应。
采集病史时,首先应明确起病时间、症状变化过程及症状与器官功能之间的关系。如果步行时反复出现肌肉疼痛并在停止后缓解,应考虑间歇性跛行;如果疼痛突然发生并伴随肢体发凉和感觉丧失,则提示灌注可能急性中断。对于四肢动脉疾病,必须区分患者主动报告的症状与实际活动能力:活动量已明显减少的人可能无法达到引起缺血的负荷阈值,因此即使患有严重疾病也可能否认疼痛。此外,还应询问长期不愈合的伤口、肤色变化、远端夜间疼痛及既往血管手术或介入治疗史。
颈动脉和椎动脉疾病可能长期无症状,也可能表现为视网膜缺血或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短暂性单眼视力丧失、语言障碍或偏侧运动障碍,需要准确了解起病时间、持续时间及恢复经过。单纯眩晕和非特异性症状本身并不能证实存在症状性狭窄。而新发颈痛或头痛、霍纳综合征及神经系统体征,则可能提示动脉夹层。即使神经功能缺损已经消退,也不能降低紧急程度,因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能是卒中的先兆。
对于内脏动脉疾病,诊断疑点往往来自表面上与血管无关的症状。餐后腹痛、摄食量减少和体重下降使慢性肠系膜缺血成为可能;严重的急性腹痛若早期与体格检查所见不成比例,则必须考虑急性肠系膜血管事件。当存在难治性高血压、在提示性临床背景下出现肾功能恶化,或反复发生突发性肺水肿时,可怀疑肾动脉狭窄。这些表现均不具有特异性,偶然发现的狭窄也不能自动证明其具有因果作用。
进一步询问应包括吸烟、糖尿病、血脂异常、肾功能、既往心血管事件、心房颤动、近期医疗操作、外伤及全身症状。年轻患者运动时发生缺血,应查找血管受压或其他非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因;与寒冷相关的指(趾)发作提示血管痉挛性疾病;发热、皮肤表现、关节痛或炎症指标异常则可能提示血管炎或感染。从评估开始就应了解目前用药、出血风险及既往对造影剂的反应,因为这些因素将影响检查及治疗选择。
体格检查首先评估一般状况、生命体征,并比较双上肢血压,随后检查和触诊疑似受累区域。评估动脉搏动、温度、颜色、皮肤营养状态、损伤、感觉及肌力;搏动性肿块可能提示动脉瘤,但不可采用可能造成损伤的手法探查。血管杂音反映血流湍流,却不能可靠地量化狭窄程度;闭塞性病变也可能没有杂音。
如果症状提示,应补充神经系统和腹部检查。动脉搏动消失是一项重要体征,但可触及搏动并不能排除微栓塞或指(趾)部血管病。同样,最初体征不明显也不能排除早期肠缺血。首要任务是在出现不可逆损伤的晚期征象之前识别受到威胁的组织。
由于外周动脉疾病并非单一疾病,因此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统一诊断标准。诊断必须将解剖病变、病因机制和临床后果联系起来。怀疑下肢动脉阻塞时,通常首先进行无创生理学测量;而急性神经功能缺损或疑似肠系膜缺血则需要启动紧急影像检查流程。若对所有血管区域都坚持相同的检查顺序,可能延误那些治疗时机决定恢复可能性的疾病诊断。
踝肱指数通过比较踝部与上臂收缩压进行计算,是评估下肢阻塞性动脉疾病的初始检查。数值不高于0.90属于异常;无法被袖带压闭的动脉可能产生假性升高的结果,尤其见于糖尿病和肾脏疾病。若结果不一致,可测量趾端血压、趾肱指数并分析多普勒血流波形;如果症状在行走时出现,而静息检查不能明确判断,可能需要运动后检查。这些测量方法不能诊断颈动脉、肾动脉或肠系膜动脉狭窄,也不应作为整个动脉系统的通用检查。
彩色多普勒双功能超声结合形态学及血流速度信息,可定位狭窄和闭塞、观察血流方向,并识别许多可检查血管节段的动脉瘤样扩张。解释结果需要针对受检血管区域和具体血管采用相应标准;钙化、血管深度、肠气以及操作者技术都会影响准确性。流速测量不能简单等同于解剖学狭窄百分比,当存在串联病变或血流极低时尤其可能产生误导。
CT血管成像和MR血管成像均可显示病变范围、解剖关系及分支受累情况,但两者具有不同的优势与局限。CT检查速度快,在许多急症中特别有用,但会产生辐射暴露;常规血管成像还需要碘造影剂,而钙化可能妨碍较小管腔的评估。MRI不使用电离辐射,也可采用无对比剂技术,但要求植入器械兼容、患者配合并选用适当方案。选择应依据临床问题和肾功能,不能认为任何一种方法在所有情况下都绝对优越。
当无创检查信息不足,或可以在同一次操作中完成诊断与治疗时,可采用导管血管造影。能够实施介入治疗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动脉穿刺、栓塞、夹层、出血和造影剂暴露,都必须有具体临床决策作为依据。对于内脏动脉狭窄及某些复杂情况,仅凭管腔影像可能仍需结合血流动力学评估。与症状及器官功能无关的解剖学发现,本身并不是血运重建的适应证。
血液检查有助于了解合并疾病、治疗安全性及可能病因,但不能取代血管评估。血常规、肾功能、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常具有重要意义;自身抗体、炎症指标、血培养或血液学检查则根据具体怀疑选择。对于肠缺血,乳酸水平正常不能排除早期阶段。怀疑栓塞时,应根据临床背景使用心电图、监测及超声心动图寻找心律失常和心源性栓子来源。对于雷诺现象,甲襞毛细血管镜检查和免疫学检测有助于区分原发性和继发性形式。
确诊后应明确病变范围及器官损伤。在肢体受到威胁时,必须结合灌注、组织损伤深度与感染进行评估;在颈部动脉疾病中,还应关注脑实质及事件分布;对于肾动脉狭窄,需考虑血压、肾功能变化趋势及肾脏特征;对于动脉瘤,需评估大小、形态、血栓、症状及其他高风险部位。鉴别诊断仍是整个流程的一部分:腰椎椎管狭窄及关节疾病可模拟间歇性跛行,神经病性或静脉性溃疡可与缺血同时存在,而非血管性胃肠疾病也可解释腹痛和体重下降。正确判断症状来源,才能避免治疗偶然发现的病变却遗漏真正的主要问题。
治疗应根据病因和临床目标制定。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应通过戒烟、控制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管理血压及代谢、适当运动和在有指征时使用抗血栓药物,降低心血管风险。血运重建能够纠正特定部位的血流异常,却不能消除导致疾病的全身性危险因素暴露。相比之下,对于非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不能仅因诊断名称中含有“动脉病”就自动处方他汀类或抗血小板药物;具体适应证取决于病变机制、合并症及获益与风险之间的平衡。
对于已经确诊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降脂治疗以最大耐受强度的他汀为基础,必要时联合其他药物,以达到指南规定的目标。糖尿病管理必须同时兼顾心血管和肾脏保护,而不只是关注血糖值。血栓预防方面,应区分抗血小板治疗与抗凝治疗:由心房颤动造成的心源性栓塞,不能采用与动脉粥样硬化性间歇性跛行相同的方案进行预防。在经过选择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外周动脉疾病患者中,阿司匹林联合血管保护剂量利伐沙班具有证据支持,但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适用于所有动脉病的共同疗法。
对于稳定性间歇性跛行,结构化运动训练是改善功能受限的重要治疗。根据患者情况调整并进行监测的渐进式步行训练,即使不能消除狭窄,也能改善运动耐量及生活质量。当充分治疗后仍存在明显功能障碍,或出现其他特定适应证时,才考虑介入或手术治疗。对于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目标则发生改变:恢复足以促进愈合的灌注、控制疼痛并保留有功能的肢体,同时治疗感染并保护伤口。
急性肢体缺血要求立即评估组织是否仍有活力。初始抗凝治疗(无禁忌证时)以及在取栓术、血栓切除术、导管定向溶栓、外科血管重建或联合方案之间迅速选择,应依据病因和神经功能受威胁程度决定。对于已经不可逆损伤的肢体,不加选择地进行再灌注并无益处,反而可能加重全身性后果。同样,在急性肠系膜缺血中,恢复血流必须与肠道活力评估及必要时切除坏死组织相协调。
在颈动脉疾病中,药物预防十分重要,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或血管内治疗需要根据症状、狭窄程度、解剖条件、围手术期风险和预期寿命选择患者。因此,动脉粥样硬化性颈动脉狭窄的评估不同于颈部动脉夹层;后者的重点是预防血栓栓塞并监测血管壁的演变。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在大多数已研究患者中,常规支架置入并未显示出优于药物治疗的获益;仅在选定情况下,尤其可能存在重要且可逆的血流动力学后果时,才考虑血运重建。
动脉瘤可能需要随访观察,或根据所在部位及并发症风险进行外科或血管内修复。决策并不取决于统一的直径阈值:症状、栓塞、增大速度、形态、是否为假性动脉瘤以及特殊临床情况,都可能改变治疗指征。在纤维肌性发育不良中,部分经选择患者的肾动脉狭窄可采用血管成形术;对于动脉受压综合征,除了修复血管,还可能需要解除解剖性压迫。对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彻底停止烟草暴露至关重要;血管炎和感染则需要针对其病因进行治疗。
预后至少包括三类不同结局:生存、器官保全和功能独立性。重建血管保持通畅,并不等于伤口愈合或行走能力恢复;良好的局部结果也不能消除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因此,随访需要评估症状、功能、可干预危险因素的控制、治疗依从性、治疗并发症及需要监测的病变进展。检查频率应由具体疾病和已实施的治疗决定,避免在缺乏明确临床问题时反复进行解剖学检查。
对于慢性阻塞性病变,常见后果是功能受限及活动量逐渐减少。疼痛使患者减少行走;体能下降、肌力减退和合并疾病可使功能障碍加重,即使狭窄程度变化不大。当组织灌注已不足以支持修复时,轻微外伤或受压部位就可能形成持续不愈的溃疡。糖尿病还会增加神经病变并改变组织对损伤的反应,因此伤口严重程度与疼痛强度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坏死可能局限在局部,也可能合并深部感染、骨髓炎和脓毒症。急性缺血可造成永久性的肌肉和神经损伤;严重缺血肌肉恢复灌注后可能释放钾和肌红蛋白,引起水肿,并促发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及筋膜室综合征。在内脏器官,血流中断可能发展为肠梗死、穿孔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如果肾实质损伤不可逆,也可能导致肾功能丧失。
栓塞将近端病变与远端事件联系起来:颈动脉斑块或夹层可引起卒中,动脉瘤及附壁血栓可导致肢体末端缺血,而粥样硬化物质可进入小血管,引起与大动脉搏动改变不成比例的组织损伤。此外,动脉瘤还可能压迫神经和静脉,或发生破裂并引起出血,其严重程度取决于部位。此前没有症状并不能排除这些并发症,因为它们有时正是疾病的首次表现。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心肌梗死、卒中和心血管死亡往往反映多个血管区域同时受累,并非仅仅是某条肢体动脉狭窄造成的机械性后果。此外还存在治疗相关风险,包括抗血栓药物所致出血、穿刺入路并发症、再狭窄、血管重建部位血栓形成及人工血管感染。因此,整体评估必须将局部获益与全身性保护结合起来:挽救受威胁的组织、保留功能并减少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同一连续照护过程中的互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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