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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肺高压

肺高压 是一种可见于多种不同疾病的血流动力学异常。肺循环压力升高可能源于左心压力增高、肺血管床的减少或改变、缺氧、慢性肺动脉阻塞,也可能由多种机制共同引起。压力数值本身既不能确定病因,也不能决定恰当的治疗方法。区分这些机制极为重要,因为对某一类型有益的治疗,在另一类型中可能无效甚至有害。

“其他类型” 仅是一种描述性称谓,不代表国际分类中的第6组。这里包括不同于成人原发性或相关性肺动脉血管病变(IAP)的各种情况,以及新生儿出生时循环转换异常这一特殊疾病。因而,肺高压并不必然意味着肺动脉高压;临床上常用的“继发性”一词,也不能代替明确的病因学诊断。

压力、血流与阻塞部位

肺动脉压力取决于 心输出量、血管阻力与循环下游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左心房压力增高、血管阻力增加或血流量极大,均可伴随肺动脉压力升高。因此,即使两名患者具有相同的肺动脉平均压,致病机制和预后也可能不同。此外,右心室还承受动脉僵硬度及搏动性负荷的影响,而这些并不能完全由计算所得的血管阻力反映。

成人肺高压由右心导管检查确定,诊断标准为 肺动脉平均压超过20 mmHg。毛细血管前性肺高压要求肺动脉楔压不高于15 mmHg,且肺血管阻力超过2 Wood单位。毛细血管后性肺高压的楔压超过15 mmHg:阻力不超过2 Wood单位者为单纯毛细血管后性肺高压,超过2 Wood单位者则存在毛细血管前、后混合性成分。这些定义描述的是血流动力学特征,还必须结合临床病因加以解释。

肺动脉楔压的测量 尤其值得重视:肥胖、明显的呼吸周期变化、大量利尿或混合性疾病,均可能使结果难以解释。技术上不准确的测量可能把患者引向完全不同的治疗路径。对于经过选择的病例,在经验丰富的中心进行激发试验,有助于识别静息时不明显的左心疾病。这些检查不能不加区别地进行,而应服务于会改变临床决策的具体疑问。

左心疾病的作用

左心疾病相关性肺高压 与左心充盈压增高有关,包括射血分数降低或保留的心力衰竭、瓣膜病及其他心脏异常。最初,压力向肺循环逆向传递的作用可能超过血管病变本身;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患者出现血管重构,使阻力进一步增加。这一成分的出现,并不会自动把疾病转变为第1组肺动脉高压。

年龄、心房颤动、左心房扩大、肥胖及代谢性合并症,可支持存在 心源性表型的判断,但没有任何单一特征能够解决所有病例。评估应涵盖瓣膜、收缩和舒张功能、容量状态,以及侵入性测量的质量。治疗应针对基础心脏病和淤血,不能常规使用肺动脉高压的靶向药物。部分研究未显示获益,甚至提示损害风险,说明临床判断不能简化为“压力升高,所以进行肺血管扩张治疗”。

呼吸系统疾病与缺氧

在肺部疾病相关性肺高压 中,毛细血管床破坏、炎症、血管受压及血管重构可共同发挥作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气肿、间质性肺疾病,以及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可形成不同疾病表型。呼吸系统疾病的严重程度与肺血管损害并不总是呈线性关系:特别严重的呼吸困难、明显降低的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或右心衰竭征象,都可能提示临床上重要的肺血管病变成分。

缺氧相关性肺高压 强调一种横跨多种疾病的机制。缺氧性肺血管收缩在将血流重新分配、避开通气不足的肺单位时具有适应性意义;但若刺激涉及广泛区域或持续存在,就会成为弥漫性血管负荷。低通气及长期处于高海拔地区,需要分别分析。单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不能被视为所有严重肺高压的充分解释,尤其当同时存在肥胖低通气、心脏病或肺部疾病时。

治疗基础呼吸系统疾病 并在有指征时纠正低氧血症,仍是治疗核心。对于超声心动图提示压力仅轻度升高的每名患者,并非都需要导管检查;但当它有助于明确严重疾病表型、另一种可能病因或治疗及移植方案时,就具有价值。在肺部疾病中,肺血管病变的严重程度还可按血管阻力评估;肺血管阻力(PVR)超过5 Wood单位提示一个需要专科特别关注的亚群,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使用任何血管扩张药。

药物治疗证据 取决于具体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疾病相关性肺高压患者使用吸入性曲前列尼尔所观察到的获益,不能直接推广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后者中的PERFECT研究因安全性问题及不利的获益-风险比而提前终止。即使是吸入制剂,也应结合其研究人群、监管部门批准的适应证及当地可及性进行评价。这种区分,比笼统地赞成或反对第3组全部药物更为有用。

慢性血栓栓塞性阻塞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CTEPH) 源于持续存在的机化血栓性物质,并可不同程度地伴有小血管病变。它并非只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急性肺栓塞,即使患者没有明确记录的肺栓塞病史,也可能确诊。因而,肺栓塞后持续呼吸困难或不明原因肺高压,都需要考虑这种可能性。

肺通气/灌注显像 在排除该病时仍有重要作用,而CT肺动脉造影及其他血管影像学检查用于明确阻塞的分布及特征。不能依据单张影像或单一压力数值判断能否手术,而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评估。肺动脉内膜剥脱术、球囊肺动脉成形术及药物治疗,可以根据个体情况整合为治疗方案;对于CTEPH,长期抗凝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识别 机械性阻塞成分 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可能带来与肺动脉高压截然不同的治疗选择。反之,如果没有评估病变是否能够通过介入或手术处理,就只使用血管扩张药,可能延误更有效的治疗。此外,还存在静息时没有肺高压、但有症状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血管病:即便如此,也必须证实症状与阻塞之间的联系,并有选择地作出治疗决定。

多种机制与新生儿循环过渡

多因素性肺高压 涵盖第5组疾病,其中多种病理过程或尚未完全阐明的机制共同形成临床表现。血液系统疾病、结节病及某些代谢性或全身性疾病,均可能累及动脉、静脉、肺实质及心脏。但第5组并非只要患者同时存在两种合并症就可以使用的归类:应明确基础疾病,并尽可能描述主要致病机制。

对于此类患者, 个体化 首先体现在诊断上。例如,同一种全身性疾病背景可能引起血管病、严重纤维化、血管受压或左心疾病,各自具有不同的治疗意义。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的证据差异较大且通常有限,因此治疗病因及多学科会诊尤为重要。压力升高本身不能成为推定所有患者具有同一种病理生物学机制的依据。

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 则是出生后肺循环未能充分适应的一种综合征。肺血管阻力过高使血液容易通过胎儿期遗留的交通通道发生右向左分流,导致低氧血症;这与呼吸系统疾病、肺血管发育异常或其他因素有关。临床分类将其归入第1组,但其病理生理特点及治疗思路不同于成人慢性肺动脉高压。它被收录在本栏目,并不改变其分类归属。

新生儿评估 需要及时进行超声心动图,明确分流、心室功能,并排除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氧合、肺泡复张、循环支持和选择性肺血管扩张治疗,均需根据每名新生儿的生理状况进行调整。成人的侵入性诊断阈值和诊疗流程,不能机械套用于出生后循环转换阶段。紧急程度主要取决于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及低氧血症,而不是是否完成与成人相同的全部诊断检查。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 合并症 会影响不同诊断的可能性,却不减损全面评估的价值。COPD患者也可能患有CTEPH;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患者也可能同时存在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目标不是把全部异常归因于最常见的临床分组,而是确定哪些机制已经得到证实、哪一种占主导地位,以及哪些因素可以干预。若呼吸困难的严重程度与检查结果不相符,即使已有部分解释,也不应停止寻找其他病因。

可逆性 取决于具体机制和病程。治疗左心疾病后,部分淤血可能减轻,而已经形成的血管重构可能持续存在;机化阻塞可能能够接受手术或介入治疗,而伴随的微血管病变则需要其他策略。因此,不能只在治疗结束后立即评价结果。后续随访应检查压力、阻力、症状与右心功能是否一致改善,或是否提示仍有残余病变成分。

诊断流程与治疗决策

成人的检查从 临床怀疑 开始,经过超声心动图概率评估、病因识别,并在有指征时通过侵入性检查确诊。病史与体格检查可提示心脏病、肺部疾病、血栓栓塞或全身性疾病。包括DLCO在内的肺功能检查、胸部影像学、肺灌注检查及针对性化验,可帮助确定患者表型。导管检查应解决血流动力学上的不确定性,并为需要可靠数据的临床决策服务,而非脱离实际问题的检查终点。

检查结果之间的不一致 往往具有诊断价值:严重右心负荷过重但呼吸功能仅轻度异常、明显低氧血症但肺活量测定几乎正常,或楔压测量值与心脏影像不符,都需要重新评估。多种机制可能同时存在,而且其相对作用会随时间改变。因此,当新测量数据证实不同疾病表型时,应允许修正最初分类,而不是把每一次变化都视为错误。

右心室 是决定预后的共同因素,但肺动脉高压中经过验证的风险评分,不能自动用于所有其他分组。预后和治疗反应必须结合基础疾病评估:第2组关注左心功能与瓣膜,第3组关注呼吸储备,CTEPH关注阻塞病变能否处理,第5组关注全身性疾病活动度。症状加重时,还应查找感染、心律失常、贫血和容量状态变化。

治疗策略 必须将致病机制、严重程度和实际可行的干预措施结合起来。治疗可能意味着优化心力衰竭管理、纠正瓣膜病、治疗低通气和低氧血症、移除或扩张血管阻塞,或治疗全身性疾病。氧疗、利尿剂、康复及移植评估各有不同适应证,需要与病因治疗结合。诊断、干预和再次评估之间的连续衔接,才能确定治疗是否真正改善功能能力、右心功能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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